1973年八大军区司令员调整时，与其他军区相邻调动不同，兰州军区与福州军区的司令员对调距离最为遥远。战功赫赫的韩先楚上将从福州调任兰州后，虽然仍担任军区司令员要职，但与此前在福建时党政军一肩挑的显赫地位相比，其职权范围明显收缩。在福州期间，他身兼军区司令员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、福建省革委会主任和省委第一书记四大要职；而调任兰州后，仅保留司令员职务，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改由冼恒汉担任。
这种职务变化带来了微妙的权力格局调整。曾经在福建说一不二的韩先楚，如今在党委决策中需要接受冼恒汉的领导。更引人注目的是，这位开国上将现在要在一位中将的领导下工作，这种军衔与职务的倒置在当时确实显得不同寻常。据冼恒汉回忆录记载，当时就有人私下提醒他注意韩先楚四个第一的辉煌过往，暗示这种安排可能引发心理落差。不过冼恒汉对此持开放态度，认为不应妄加揣测，并高度评价韩先楚的军事才能。
展开剩余44%作为在兰州军区深耕18年的资深政委，冼恒汉深知维护军政团结的重要性。但在实际工作中，两位将领的治军理念却屡屡产生碰撞。最典型的争议发生在防御工事改造问题上：冼恒汉主张调整原有布防，而韩先楚则坚持认为经过前两任司令员苦心经营、总部批准的防御体系不应轻易改动。这位新司令员特别强调，前任张达志司令员积攒了七千多万军费，继任者皮定均更是将军费储备增至亿元，这些来之不易的成果需要珍惜。
军区副参谋长王德在后来的回忆中透露，韩先楚在工作中确实展现出强势作风。即便需要执行上级指示，他也总是设法融入自己的思路。这种工作风格让部分干部感到压力，甚至有人私下议论其行事过于专断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健康原因，韩先楚在1973-1977年间有相当时间在外休养，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的关键时期，他正在北京。这导致许多军区重大决策不得不通过长途电话或电报请示，这种远程办公方式给双方都带来了诸多不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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